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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致谢的写作，我曾在诸多场景中设想多次：在初入学而对自己的博士生身份充满新奇与幻想时，在资料汪洋和思想困局中难以挣脱时，在受到人事挫败或鼓励时……但是全未想到会是在当下状况中进行。

疫情吊诡地使全球真正成为“命运共同体”，也使得只带了丁点行李回家的我只能和大部分毕业生一样滞留家中，完成毕业前几个月最艰苦的论文写作。为了得到一张安静的书桌，我迁移到响应拆迁号召已经搬走的对门家中，在窗户幸未被拆卸的一个房间里驻扎下来，依靠从家中引过来的一个插座点亮电脑和台灯，阅读写作。

几个月间，窗里窗外始终是两个世界。

最开始，窗外是病毒，是“他人即地狱”的恐惧和敌意，是电视、手机屏幕不能尽述的悲惨世界，还是稀稀落落的春节焰火；后来窗外是远处的一点绿意，是家人外出后带回的“街上花都开了”的消息；再后来，因疫情搁置的拆迁活动重启，窗外是挖掘机大手摧毁房屋时砸在钢筋上的巨声和砖沙俱下的哗声，并有烟尘弥漫。人类的建构工作，既抵不过自然的病毒，也抵不过人造的毁灭性力量。

楼下的日常出入口被一层蓝铁皮封堵，除了间或在其缝隙中收取快递，我曾长达50天未出家门一步。有次看到快递员将签收人姓名登记为“铁皮”，觉得实在讽刺又准确。哪怕季节变换中，厚羽绒服逐渐换为半袖，哪怕窗外杨絮已经飘起又消散，我仍时常陷入刚过完年不久的错觉中，我想这应该叫做“隔离感”。

在窗里，我被病毒和学业同时封闭。比只能玩手机的父母幸运，虽然共同困在一个封闭空间里，但我有无尽的思想世界可游荡，有一个无限趋近理想的学术建筑等我搭建，也有各种时间底线作为关卡在前面催促我去冲刺。其辛苦、紧张和攀援的快乐，本有很多可说之处。然而现在最深刻地刺激我的，却是那种巨大的反差之感：我是在许多人痛苦和死亡的同时努力让自己安静坐着，我是在轰隆的破坏声中试图确立点什么。在这样的分裂之中，学术到底能做什么，学者到底该做什么，这比论文向我提出的问题更为尖锐。

论文毕竟是在反差和分裂感中基本成型了，其中经历了和导师一起确定选题时的畅想和兴奋，经历了开题时老师们的提出的疑问和不满，也经历了许多搜集资料和繁忙书写的工作。这个艰难的过程离不开我的导师张莉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她开阔的学术眼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灵动的学术思维，都对我论文的写作有莫大帮助，在论文修改的颓丧期，导师的鼓励更是给了我许多精神支持，为此，我要郑重地感谢张老师。事实上，和张老师的缘分从六年前已经开始，三年前更有幸成为张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这六年间，我学业上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张老师的悉心指导，生活上的成熟也同张老师息息相关。这些经历会是我今后人生中最宝贵的经验，希望自己能够继续成长，不负导师的培养和期待。

我要感谢高恒文老师和刘卫东老师，在他们的博士课上，我受到了十分严谨的学术训练，也得到许多思路上的启发。我要感谢曾任职中国作协外联部的金弢老师为我的论文提供许多关于年代中国作家出访的珍贵一手资料，和金老师的多次聊天增加了我的年代文学现场感。我要感谢杨庆祥老师，承他帮助和推荐，我得以解决了发核心文章这一博士生避不开的生存问题。在杨老师“联合文学课”上所增长的见识和经受的考验，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要感谢百忙之中参加我答辩的乔以钢老师、程光炜老师、张清华老师、高恒文老师和刘卫东老师。诸位老师都是我敬佩乃至敬畏的学界前辈，得到他们对我论文的鼓励和认可，给了我太多开心和信心，而他们提出的既高屋建瓴又鞭辟入里的论文指导意见，更为我之后的论文修改和学术进步指明了方向。我同时深深感激导师对我答辩一事所付出的格外的关心和重视。

我要感谢王卫老师在我多次查阅资料时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感谢林霆老师给我的关心和鼓励。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给予我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感谢乔雨菲、陈曦、闫东方、胡红瑞、王谦、杜娟、赵坤、乔栋科、李亚楠和王艳等好友，他们的陪伴和帮助给我许多温暖和欢乐。感恩之人与感激之情难以一一尽表，将之化为对生活的信心和力量感，并在合适时机传递给他人，或许是更为有益的选择。